律师说法

——从一份有罪口供的诞生，如何看待冤假错案中的“细微差异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，并不能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”。

  下面这篇网文，与上文中引用的佘祥林案件如出一辙，指供的危害可见一斑。

      1938年英格兰一名警长的女儿在去上学的路上被人杀害了，当地警察迅速展开调查，在盘查中警察碰到一位身份证不合格的小伙子H，警察问H：“警长的女儿是不是你杀的？” 警察们很奇怪，因为当时他们并没有对H施加什么压力，小伙子就承认了是他杀的人。于是警察给他做了详细的供述笔录，为什么要做很详细的笔录，因为这会很有用，如果犯人翻供时，依据这份笔录就可以诘问他：你供述了当时侦查人员无法编造的大量细节，这些细节你不讲，警察如何知道？其后，这位H在办理本案的警察那里又第二次做了杀人的供述。在案子移交到检察官时，H第三次作了杀人的供述。于是他被判处死刑。在被带回监狱戴上镣铐时，H翻供了，他说自己无罪，人不是他杀的，提起了上诉。这一次他聘请了当时英格兰大律师考克斯为他辩护，考克斯律师发现，小伙子共作了三次有罪供述，在巡逻警察那里作了一次，在办案警察那里作了一次，在检察官那里作了一次，但这三分笔录的内容有差别。 (注：并非只有三份供述，为表述方便简称)

     在第一份巡逻警察制作的那份供词里，H讲了许多不确切的情节，与搜集到的物证或调查到的案情不符，比如，H供述打了小女孩几锤，而尸体检验结果是只有一条条状的伤痕。H供述在杀人后就把锤子扔到现场附近的河里去了，然而，人们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找到了这个凶器，并不是从河里捞出来的。这样的错误或矛盾之外在H第一份供述中多达10余处。

      在办理本案警察制作的第二份供词中，十余处不相符的情节只有两处了，而且被去掉的不相符情节在其他的供述中也没有再次出现。而到了检察官制作的第三份笔录里，H的供述已经与案件调查得来的事实情节已经完全一致了。

     考克斯律师于是就这些曾经供述过而又消失的不相符情节向H发问，问这是为什么，是怎么回事。H回答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并没有杀人，在被警察逼问的情况下，只好乱说，最初的巡逻警察对案情也并不比他知道得更多，于是这些警察就认真地记下他所讲的一切。与此有所不同的是，到了第二次笔录，办理此案的警察对案情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掌握了案件的事实和情节，于是办案警察在讯问H时，就在提问中加上了提醒，“你没有说错吗？你是不是只打了一锤？”H就接着说：“是，我就只打了一锤。”。就这样，如法炮制，三下五除二，H第二份供述中的错误就只剩下了两处。

      然后再说第三份没有差别的供述。到这第二份笔录搞完的时候，由于办案警察还不知道在那以后又新调查到的案件结果。这以后的调查，是检察官又委托警察去补充调查才得来的。于是，在检察官给H作这第三次笔录中，有意或无意地提醒H这原来的不相符之处，最终，在第三份笔录搞完之后，剩下的两处不相符的情节也就消失了。

      就这样，H的最后一次供述就和办案机关调查得到的案件情况相一致了。

      这个案件，由于律师的坚守，最后被改判了，H无罪。

      可见，如果审理法官在判决书中行文道：“（口供中的）细微差异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，并不能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”，这会有多么可怕。不幸地是，这一幕在近年来见诸媒体的多个“亡者归来”的冤假错案中多次出现。